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及戎。” 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各部落族群之中最大的庆典活动。祭祀时一切用品都应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材料来制作的。因此，最早古人使用于制作礼器的材料大部份就是玉。我们今天可以在大部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玉礼器，这其中包括图腾和象征权利的符节器。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大批玉宗及各种柱型器了。此外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玉熊也应是当时部落族权的图腾。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进化，到了商周时国家各种礼节礼仪不断完善，出现了祭祀不同对象以及区分身份贵贱的专用礼器。
玉礼器通赏分为六器。按《周礼》中记载：“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故知六器分别是壁、琮、圭、璋、琥、璜。在这其中，除琥这种礼器我们目前已无法考定其原始面目究竟如何之外，其余五种礼器均有实物出土，在我们的资料库内，大家可以仔细欣赏研究。
古人对礼器使用者的等级十分讲究，是有严格的次序的。人们所熟悉的“问鼎”之典故，说的是公元前606年春时，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问周宪王瑜九鼎之大小轻重。这被当时人们认为是大不敬，以下犯上，有夺取王位之意。因此王公贵族必须按身份佩带不同类型、不同尺寸的礼器。在《周礼·大宗伯》中，对储侯所执之象徵身份的信物有详细的规定：“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毂壁，男执蒲壁。” 其中镇圭长一尺二寸，桓圭长九寸，信圭长七寸，躬圭长七寸或五寸。这四种圭加上刻有毂纹的壁和刻有蒲纹的壁就合称六瑞。
当然除了这六器六瑞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礼器与符节器，如环等等。为了分类的简明清晰，我们就把这其他的器型归纳入玉用具一栏之中而不在这里讨论了。
中国古代玉器中，礼器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按照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玉是山川赋予的精华，上天恩赐的宝物，具有沟通天地神鬼的灵性，新石器时代就制作了大量的玉礼器，包括玉璧、玉琮等。步入文明社会后，尤其是夏、商、周时期，制作了无数玉圭、玉璜、玉璋、玉瑁等礼器，只不过被遮掩在青铜器的光辉下罢了。
玉礼器的历史久远，但随着年代的推移，许多器形和形制已被人们遗忘了。
玉礼器由来已久，如璜、琮、圭、璧、戚、钺、戈、璋……等等，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传统礼器，所谓礼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本人认为，玉礼器是古人在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迷茫、误解中而产生的错误世界观，并在此种观念的指引下被笼罩上神秘外衣的特殊神物。玉礼器在整个原始和奴隶社会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人神交流的神物，国之重器。因而它们的做工都十分精细，造型最为精致，选料考究，纹饰精美，线条流畅，凝重严谨；从整器上看，造型隽永、雕刻凝烁，件件都堪称是国之珍宝，仅观其形就能使人感到震撼，玉礼器被统治阶级利用后成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在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礼器，这类作品的共同特征是通过人们的想象将事物抽象化，直接反映到红山文化写意作品上的是将崇拜的动物神话，或是将“神”动物化，如，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头似猪，身、尾似蛇，小的卷曲，就像一个小圆饼；大的身体弯缩就如英文大写字母C一样，多数出土在死者胸前，估计为墓主人生前的护身符一类的物品，而我们知道蛇是一种十分冷竣而又危险的冷血动物，看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那时人类还处在十分弱小和落后的情况下，对蛇是无能为力，只能把它当作“神”来敬，于是人类开始幻想“神”是什么样子呢？既然是神，那么它一定也有可敬之处，而猪是一种很早就被人们所训化的十分温顺的动物，将蛇头换成猪头，这样的蛇或者是龙就变的很温顺了，就是这样人类就将人性化的东西放在了凶猛强悍的蛇的身上，于是没有一点人性的冷血动物蛇就升华到了可以保护人类无所不能的“神”或者是“龙”，以至于人们死后也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做护身符。再如，鹰是一种常见的动物，鹰击长空，在蓝天（人龙合纹璜）上翱翔，在古人看来它没有天敌，又有利爪，在几千米的高空瞬间就能将地上的猛蛇抓起，而古人是绝没有这种能力的，甚至是超想象的，于是就产生对鹰的崇拜，红山文化玉器中就有许多做工成熟的玉鹰，以及绿松石玉鹰，且数量众多，被奉为礼器，极有可能是作为一种是神灵来供奉或是作为辟邪来使用，在以后的各个时期也有玉鹰形象出现，直到西周时期的虢国墓地，出土器物中鹰的形象也有很多。在石器时代，多数玉礼器的产生可能都是基于以上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有一个和红山文化同样发达的玉器文化，它就是位于南方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终，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共同把原始社会玉器文明推向了顶峰，使之成为当时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并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延续了6000年之久。
可见玉礼器的发展，在经过了新石器时代第一个高潮之后，至西周晚期，无论从礼器的数量上，还是功能的细化上都达到了鼎盛，但进入春秋战国之后，礼崩乐坏，开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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